盘庚迁殷使传统断绝三皇五帝或是商朝人?|文

  本文悼红狐兄在一年多以前发过初稿,现在经过大幅修订,再度呈现给各位读者。神话记载,颛顼遣重、黎“绝地天通”,断绝了除昆仑山以外所有能够从人间直达天上的天梯“建木”,变宗教秩序而为政治秩序。而大司马近日细读《云南民族通史》,发现羽人、建木等中国远古神话意象均极有可能是在商朝从波斯和中亚塞种人处传入中原,那么断绝“建木”的五帝之一颛顼很有可能离商朝很近或干脆就是商朝人,与狐兄的文章两相印证以后,不得不佩服狐兄的卓识。

  古史研究中,自顾颉刚始,便很能见自学问而至于主义之争,从泥古到疑古进而至释古,李学勤先生又倡信古,都各有宗风,也吵得不可开交。但略加留意,即能发现这些定案又翻案,翻案又再翻案,大都源自于地下遗珍。而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史学发现都赖以材料的新出。

  这些新材料,或得之洞穴,或取于秘府,但荦荦大端皆出于地下。一曰骨,二曰简,三曰帛。此三者的功绩分别是发现殷商、发明诸子、发微方术。它们的意义与内涵,已为诸君所共知,毋待多言。只一点需要点明,王国维所谓“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现”的这些材料,均聚焦于太史公之《史记》。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是验证《史记》记载可靠性的经典著作,以一己之力在人世间重现殷商王朝,把三千年一纸孤传的商王世系证为历史事实,同时也幻化出了一个执念,夏王朝与五帝也必有这样的一天——全拜王静安(王国维)先生所赐。

  从上世纪长沙马王堆发端,出土材料络绎不绝,释读研究渐成学界大宗,古史及先秦子学也端的是显学,以至于无简帛无以论经史。

  马王堆简帛革新了黄老之道、老子的内涵;银雀山竹简一举廓清孙子、孙膑一人两人的千年疑案;睡虎地秦简史无前例地扩大了对秦代认识的视野;郭店简填补了失落两千多年的七十子文献空白。如今,喧嚣尘上的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更是异彩纷呈,而夏代会不会就藏身其间。

  地不爱宝,荆湘尤剧。两湖独特的地质环境,为竹简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这直接导致一个后果,楚国遗存比其它国家要多得多。

  这些竹简里面当然涉及到夏代以及更古的不少史实,但这些史料对于证明夏代的存在仍旧是无力的,它们的年代都晚于孔子,便起码不比《论语》更有说服力。而如果史料只能上溯至东周,那去夏之世也已超过六百年,且无实物旁佐,正是“文献不可征”,确乎难证。考之于甲骨文,亦尚未发现“夏”字指称前朝。如果只查“杞”则形迹隐约可见,但总非直接证据。

  也就是说,大规模祖述禹迹实从周启,至于殷商王室则没有留下夏代的任何直接记录,这也成为否认夏存在的主要理由。

  从考古发掘看,二里头遗址一期属夏还是商早期,仍有争议。二里头往上的大型宫殿遗址直接去到了陶寺,中间那个存在了五六百年的夏代无影无踪。没有遗址,没有文字,甚至没有后来政权的追述。

  但与寻找夏代的零落相比,中国上古史考古成果却又非常丰硕。河姆渡、良诸、石峁、大地湾、仙人洞、陶寺都告诉后人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巨大的上古城郭,处处彰显强悍的“国力”。这些分散于华北、西北、华东的巨型城郭遗址出土的礼器、玉器,其型制又颇见相似之处,显示出当时中国上层贵族一致的风尚。

  正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俨然是一个有着中央政府的大王朝模样,而非仅为若干不相关的部族聚合的规制。陶寺遗址更是有复杂的祭祀建筑和完善的历法遗存,足以支撑起文明的定义。

  夏代的难觅与诸多高级文明的遗存,有实的无名,有名的无实。其间缺环断链,难免不令人陡生疑窦,商代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数不胜数,圣哲贤人首尾相续。这些人中间,盘庚必有一席之地。作为一代英主,盘庚迁殷奠定了子商王朝最后两百年的繁荣,然除此之外,他的其它功绩与后世雄主也无二致。安内攘外、享国日久,并不更特别。可偏偏历史在他这个地方,打了个结。

  二十世纪初,甲骨文现于安阳殷墟,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十三座被盗掘一空的王室大墓。此后的考古确认,不管是甲骨文还是王陵,其上限均止步盘庚之世,盘庚以前的商王朝,宗庙、陵寝、祀坛、文字都付阙如。

  吾国经典《尚书》,自秦火后,便有古今之判。自朱夫子疑《书》,至阎若璩定谳。中国的学者把《书》从头到尾考订辨伪了个遍,结论大致是,今文《尚书》真,古文《尚书》伪。真的里面,又以《盘庚》三篇为古,《盘庚》之前,皆为晚出。

  我们于是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历史自盘庚而断,往上竟渺不可闻,闻不可证。殷商“不常厥居,于今五邦”,造成了严重的文明断层后果,即现存可见的制度文献体系最古只能溯至盘庚。盘庚之前的材料,不但今人未起于地下,甚至古人也未曾再见。

  这一判断极耸人听闻,因为这意味着周室接管的前朝档案,很可能只自盘庚而下。两周以降,华夏这个超大规模文明体的全部积累遗存、可见的传承底档,竟无一可越于盘庚前。

  参之中华文明构建的基本形态,大都是“总其一而后散”的结构,“神明圣王,皆原于一”进而“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就是说,构建起两周文明、诸子大观的基础,并没有孔夫子所谓的“监于二代”,而只有盘庚以下的区区百余年十四王(帝)。

  中国的历史进程至此一顿,由于缺乏完整的档案系统源流,随着时间推移,记忆逐渐淡褪,先王先公事迹终究湮灭。

  到了五百年后的孔子时代,殷商前期以及殷商之前的文明制度已“不足征”。又五百年后,司马迁作《史记》“古文咸不同”,“荐绅先生难言之”,穷索四极,也只能叙其半爪。可盘庚迁殷带来的剧烈影响,才刚刚开始。

  当黄帝世系都开始众说纷纭,人们便会发现出了大问题。丧乱的不止是王室“玉牒”,整个贵族世家传承体系都面临崩坏。

  最糟糕的莫过于“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三代世表》),观书亦可证,史迁的纪年只从共和始,而世家诸侯不涉先周。殷商之后,仅及微子。夏后陈杞“或失或续”,四个字便从舜禹直下商周。仅剩一个楚世家,也是“弗能纪其世”。

  根据《史记》《世本》记载,楚国自鬻熊以下族姓一贯、年世可考,争议不多。鬻熊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商末周初,比文王稍早。际遇文王时,已是高寿,传为文王师(不清楚指老师还是官职),还留有《鬻子》一卷,相当于轴心时代之前的诸子,比希腊米都利学派创始人泰勒斯还要早差不多五百年。(书的可靠性且不论)

  自鬻熊往上,分两个阶段。李零分别命名为“古帝”阶段和“感生祖先”阶段,而自鬻熊往下算是“立国之君”阶段。

  楚族的“古帝”指颛顼,经偁、老童、吴回(祝融)、陆终到季连,季连是陆终第六子。从目前可见的简书,除了偁,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人都曾被记载,大致能算坐实。(李零《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季连以下,《史记》只记了两代即附沮和穴熊,然后就跳到了鬻熊。

  这里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上古世系反而如近古一般清晰,浑沌的却是中古之世,诚为怪事一桩;

  二是按《史记》系统,颛顼至季连共六代,而对应的帝系是从颛顼到帝喾,只有两代。季连的时代虽未定,但考虑到帝尧在位七十年,其下限也不可能落在尧时代外。满打满算,也不过近廿百年之数。但从季连往后只有两代即失载,再载已是一千年后的商末,跨度过巨。

  四是从穴熊开始,楚王室命名规则开始固化,往后的楚王室成员要么称“熊某”要么称“某熊”,不出此二例。

  楚族世系最重要的特征定型于三代间,又遥隔足有一千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件反常的异事。更可怪的是,季连作为“皇祖”(楚灵王称昆吾为“皇祖伯父”,可知称季连为“皇祖”),却不在历代楚君可祀之列,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包山楚简记载说,“祷楚先老僮、祝融、鬻熊”,相应的传世材料是《左传》提到夔子(熊挚)“不祀祝融与鬻熊”,被楚国责让,可见老童、祝融与鬻熊是楚王室确要祭祀的先王。

  后来学者们发现,这类记载有数十条之多,且分散见于葛陵简、望山简和包山简。材料充分就不难得出结论,这三个人的在祭祀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不祧之祖”,而且有专门的叫法——“三楚先”。

  赵平安先生就曾大发疑问,“季连既为楚之先,地位又如此重要,为什么不在‘三楚先’当中呢?”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组矛盾愈发突显,一方面是“季连是芈姓楚人的始祖,从来就没有异议。”另一方面是“无论是春秋时的二楚先还是战国时的三楚先,都不包括季连这个人物。”(赵平安《“三楚先”何以不包括季连》)

  经过对出土材料的排列,学者发现“三楚先”的组成有两个版本,部分竹简记载中没有鬻熊,而有穴熊。照常识判断,这种现象是比较奇特的,如果所祀先王可以随意更换,那“三楚先”的固定用法就没有了意义。此外,这也不符合“不祧”的原理。更重要的是,假如这个组合真的可以变动,那季连为什么连一次都没能挤进去呢?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竹简,这批竹简里面有一篇《楚居》,讲的正是楚国世系,开篇就从季连说起。文意大致说,季连娶了商王盘庚后人妣隹为妻,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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